李国芳:进城初期中共对国民党员的认识与处理:以石家庄市为例

admin 卡拉娱乐网 2019-09-03 21:33:11 9289

  

  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两大政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与对抗的过程几乎贯穿了这段近三十年的历史。因此,似乎国共两党对彼此的组织状况、阶级成份、党员思想倾向等会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和认识。但实际上,由于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长期活动在农村,而中国国民党的组织重心一直偏重于城市,故中共对城市中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尤其对自己的阶级基础──工人曾大量加入国民党的现实并不熟悉。在此情况下,在早期占领的城市,如石家庄,中共对这些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及其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当时石家庄市统称为「蒋党人员」)会采取甚么政策呢?这些政策会产生甚么样的效果呢?这些效果促使中共中央在以后占领的城市中做出了甚么样的调整呢?对此问题,至今尚未有学术成果涉及。故本文拟以中共在1947年11月占领的石家庄市为例,进行分析和说明。

  

  一、对「蒋党人员」的初步认识与对策

  

  进城初期,石家庄市委、市政府一方面依据以往农村革命的经验,依靠工人、贫民,集中斗争清算「罪大恶极的战犯、汉奸、恶霸、特务、土豪、劣绅」1,希望借此动员和组织起阶级队伍。另一方面,在打碎旧国家机器原则指导下,命令「蒋伪机关人员,不得离职逃匿,立即到民主市政府登记听后﹝候﹞处理」2,以摧毁国民党在石家庄市的政府、特务、军队、员警等统治机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3书记刘少奇则强调,「在抗日战争时……与国民党统治时这里都是特务中心」,石家庄市「对特务绝不要轻视」,「杀一切特务没关系」。4因此,石家庄市市长柯庆施了解到市内抢劫现象仍然炽烈,就归罪于逃亡地主,建议再颁布告,选择逃亡地主抢劫犯「枪决一二人」;了解到郊外贴有「打倒八路军」标语、大兴纱厂纵火、中国银行门口枪击他人等活动,就归罪于特务,认为「特务有组织的活动开始了」,所以必须首先「严厉镇压」和登记特务。5

  相反,对于国民党、三青团的党务、团务机构及其党团员,中共并没有多少警惕和防范心理,更未采取相应措施,甚至当发现大兴纱厂和铁路局系统存在大量国民党员时,市委也认为其「不一定是特务」,「主要是强制参加的,参加也是为了工人利益,应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6石家庄市电话局虽然在11月底就开始调查「蒋党人员」,要求其自动登记,但结果只有二人承认了国民党员身份。对此,电话局领导亦「只求知道他承认是国民党便算了事,别的甚么也未﹝没﹞有加以追问调查」,其中一人还被选为该局工会筹备会秘书。7

  石家庄市党政干部对「蒋党人员」的上述对策,大概与中共长期在农村活动、不熟悉城市中国民党的组织状况有密切关系。王奇生的研究表明,抗战以前国民党党员主要集中在城市,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几乎看不见国民党党组织和党员的踪影,就连县党部在国民党党务基础较好的长江中下游省份也没有普遍建立。8而抗战期间中共建立根据地的地区恰恰大多位于原国民党组织力量比较薄弱的北方农村,因此,在农村根据地,中共很少会遇到国民党组织的暗中抵抗和破坏活动。假如某地「发现了一个国民党员,那是天大的事情,会传遍很多村庄」9。初入城市,中共自然不会「十分注意蒋党组织」10。另外,基于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中国国民党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阶级对立面的工人阶级理应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反抗者和旧秩序的「掘墓人」,天然地便是代表其利益的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而城市贫民,此时在中共中央看来依然是革命的主力11,因此,石家庄市委将加入国民党的工人、贫民同样看作「是阶级弟兄,未加重视」12也就不足为奇了。

  问题是,随着群众运动的迅速展开,中央工委与石家庄市委很快发觉,「蒋党人员」在贫民、工人中所占比例之高远远超出了自己最初的估计,各种群众组织,如工会、行业工会、贫民会以及各企业的工厂管理委员会中已经涌入了大批的「蒋党人员」,阶级队伍严重不纯。例如,铁路局车务处工会14名委员中,有10个国民党员(5个特务、2个区分部委员、3个普遍党员);炼焦厂工会委员11人中国民党员占7人。13再如,大兴纱厂工人代表会共34人,其中国民党员20余名。临时工会委员4人中只有一个可靠份子,还比较孤立。派驻到该厂的工作组只好把临时工会变成「事务与支差机关」,不敢交给其实际权力。但第二次选出的工人代表会中,国民党员仍近半数,且以合法形式进行活动。14鉴此,中央工委领导人决定转变工作重点,集中解决石家庄市的「蒋党人员」问题。

  1947年12月7日至8日,中央工委常委彭真向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指出:原来的措施仅仅摧毁了「敌人的上层」,现在「敌人的下层正在积极活动,保存组织相机向我进攻,在群众运动中混乱阵营,争取领导权」。彭真还警告说:将来石家庄解除戒严后,国民党因「有军队作后台,在群众中长期活动,扎了根,你把他消灭了,他还可以派特务来,同反革命的斗争还在后头」。因此,「不挖蒋根,一切工作都无从做起。过去这一点不够明确,还不够很〔狠〕。现在要强调起来,动员一切力量,各种工作都要挖蒋根和围绕着挖蒋根这个中心工作去做。不要怕国民党很多,怕引起恐慌,就不敢放手去挖」。在具体行动上,第一,必须进行思想宣传,「大量揭发蒋介石卖国、内战、独裁罪行,宣传蒋必败、我必胜。使人人仇蒋,唾弃痛恨国民党」;第二,在组织上逮捕首要份子,争取胁从份子,号召「被迫受蒙蔽加入国民党的份子」进行登记,分化其阵营。「凡今后还继续作反革命活动的,一律逮捕镇压,一个不留,不要怕人家说『共产党杀人』。杀的是反革命,要狠」。「在挖蒋根的斗争中,分别敌我,划清界线,整顿队伍」。15

  与此同时,刘少奇也提醒石家庄市领导层:「这个城市的人民是相当不纯的,有国特〔指国民党特务──引者注〕、汉奸、逃亡地主和一万左右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这里〔的〕人们对蒋介石还存在着相当幻想」。因此,必须「在报纸〔上〕宣传解散国民党,禁止一切党员、团员之一切活动。所有一切敌伪人员、国民党、三青团进行登记,叫他们退出国民党、三青团,坦白他们过去的一切组织。在未坦白以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不准他们自由行动」。16

  据此,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毛铎立即宣布:「集中力量登记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以「挖蒋根」作为市委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17问题是,此际群众运动仍在进行,将目标转为「蒋党人员」,并不符合以往借清算斗争给群众物质利益以动员群众的惯例。因此,除石家庄市炼焦厂18和大兴纱厂外,各区、各工厂一方面响应石家庄市委的号召,开始「整顿队伍挖蒋根」19,另一方面依然将重心停留在对汉奸、恶霸、旧军政特人员的诉苦、斗争方面,中央工委关于登记全部「蒋党人员」的指示并未全面展开。

  进城一个月后,考虑到该市的清算斗争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秩序,违背了中共中央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违背了「长期建设」石家庄市的方针,刘少奇很快改变了数天之前关于石家庄市应该以全面登记「蒋党人员」作为中心工作的判断,而要求石家庄市委、市政府集中纠正前一阶段动员民众过程中的偏向,结束清算,成立区、街政府,使一切工作「采取政权形式」。当然,刘少奇并不认为「蒋党人员」可以置之不理。他再次强调,石家庄市的特点之一便是「国民党在石家庄统治多年,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基础。人们都说石家庄有廿八万,这里面存在着不纯洁份子,其中包括几万个逃亡地主(有的说逃亡地主约有一万多户),有很多国民党员(据说有几个工厂中国民党员占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和特务、汉奸。这些不纯的份子,不仅存在于一般市民中,而且混杂在工人及贫民里面。另一方面,我们党在石家庄的群众中没有基础和影响,没有依靠的力量,解放前石家庄有我们几百个人,其中真正起作用的不多,真正代表群众利益和群众联系在一起,具有一定政治觉悟的党员是很少的。现在我们在石家庄的党员和干部是从外面来的,没有对石家庄的情况了解很清楚而又对党忠实的党员。」20因此,对于国民党问题,1. 必须「宣布解散国民党,宣布国民党是反革命组织」,禁止其一切活动;2. 必须命令所有「敌伪人员」和国民党员进行登记,登记时规定很详细的具体项目,如曾加入何种秘密团体、同组织有那些人等;3. 登记后,勒令其声明「退出国民党及其它反动组织」,暂时剥夺其公民权,监视、管制其行动。再经过一个时期的审查,区别不同情况,考虑是否恢复其公民权;4.登记后,国民党如再有活动,「一定要严办,要枪毙,有一个办一个,有两个办两个。如有逾期不登记的就逮捕,不声明退出国民党的就关起来」。21

  刘少奇的指示在石家庄市传达后,中共石家庄市委立即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市委委员大多对登记审查「蒋党人员」通过何种「政权形式」,如何通过「政权形式」及需要达到甚么程度等一系列问题顾虑重重。有的委员担心,因各企业之国民党负责人一般技术较好,恢复生产必须依靠这批人,如果「造成一个反国〔民〕党运动」,「在工厂中有无妨害?」有的委员则担心因国民党员「是群众性的,搞不好时会造成恐惧﹝怖﹞现象」。22疑虑之余,石家庄市因为更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恢复市区秩序、结束清算斗争和宣传保护私营工商业政策等,故在此后半月内,全市除了原已开始「挖蒋根」的个别工厂继续进行外,「蒋党人员」登记工作仍然没有立即全面展开。

  

  二、登记「蒋党人员」的初步展开

  

  中共石家庄市委暂时搁置「蒋党人员」登记审查工作的安排,很快受到刘少奇的严厉批评。1947年12月30日,刘少奇强调:石家庄市委在入城初期组织工会时不分析哪些人是国民党员的做法表现了「疯狂性、盲目性」,在处理国民党问题表现了「幼稚无能」、「懦弱」,现在石家庄市必须「快出布告」,先从「组织上挖」,不要幻想同时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国民党「有行动时好得很。有机枪可射,就怕他不动。合法活动也不怕,有多少抓多少。十日后不登记者有多少抓多少。已登记者分别一下,及时审查处理」。23鉴此,中共石家庄市委再度迅速调整工作方向,决定开展针对所有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的大规模登记、审查运动。

  1947年12月31日,中共石家庄市委机关报《新石门日报》刊发布告,不但开始在政治上公开清算国民党,宣称其「早已背叛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七七』事变后即已伪化,成为日寇奴役我国人民之工具」,而且将其与石家庄市人民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指斥其在「日寇投降后,更变本加厉,鱼肉人民,罪恶滔天,全民共愤。本市解放以来,此辈特务匪徒及不良份子不惟毫无悔过之意,且造谣破坏、偷盗抢劫,使全市居民无法安居乐叶﹝业﹞」。因此,为「保障全市二十万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所有蒋记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属于中统、军统及其它一切特务人员、情报员、联络员、社会调查员等,统限于民国卅七年﹝1948﹞一月十五日以前向所在区街公安派出所或所在工厂学校机关进行登记」,并「交出本人之党证及所有文件、组织关系、书籍、帐册、图表等国民党一切材料」。倘若「逾期不登记或隐藏上述档材料者,一经查获后,均以反革命论罪」。「登记后按不同情况分别审查处理,对真诚悔过决心反对蒋匪反动集团者,当本宽大政策,予以自新之路,在审查期间一切行动须报告公安局或派出所,并接受其指示。」24两天后,市政府又公布《登记审查蒋党人员执行办法》,规定了公营工厂、学校、市政机关、各区街「蒋党人员」的登记机关,宣布褫夺「蒋党人员」在审查期间内的一切公民权和包括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行动等在内的自由权,并赋予各登记机关「对不踏实登记之蒋党人员」以警告与拘捕权。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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