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叙述世界:英国早期帝国史脉络中的世界秩序观

admin 银河娱乐集团 2019-10-10 11:57:10 8524

   【内容提要】 本文透过赫尔曼·梅里维尔、约翰·希里、休·爱德华·伊格尔顿和雷金纳德·库普兰的帝国史书写,着重讨论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上半叶英国帝国史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并试图从帝国史发展的学术脉络中透视这一“帝国世界观”的构成问题。本文希望将帝国史脉络中展现的那种对于帝国秩序普遍性的信心重新历史化,并将帝国史作为一种从帝国扩张历史中发展起来的认识论来理解。本文希望表明,帝国的世界论述及其普遍性不仅仅体现在它对同时代世界秩序及其原理的宏大解释欲望上,更体现在它整理、裁剪、编织乃至神化过往时间的历史主义冲动之中,以及基于这种历史主义而倒推出的“帝国理性”及其对预测人类社会整体未来发展能力的非凡信心之中,而这种秩序观的核心是种族中心主义的。

   【关键词】 帝国史 殖民史 辉格史观 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中心主义 英联邦

  

   一、导言

  

   19世纪末,英语、法语与德语世界不约而同地开始对“帝国主义”产生兴趣。这一语境下的“帝国主义”问题一方面着意于回答帝国作为一种“世界秩序”(world order)①其赖以形成的历史与法律理性;另一方面,这种讨论更希望对人类普遍秩序未来的发展作出启示。同时,这一时期关于“帝国主义”及其秩序的探讨,不仅仅吸引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与政治精英,更有许多开创了今天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早期资本家们积极参与其中。这也反映了19世纪末以英帝国为主的全球帝国秩序的一个主要特色。然而,在今天大多数对帝国政治、历史以及帝国主义理论的讨论与批判中,少有对这种社会各个层面复杂互动的深入分析。因此,本文希望以英帝国为样本,透过赫尔曼·梅里维尔(Herman Merivale)、约翰·罗伯特·希里(John Robert Seeley)、休·爱德华·伊格尔顿(Hugh Edward Egerton)和雷金纳德·库普兰(Reginald Coupland)的帝国史书写,讨论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之间,英帝国全球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帝国世界观”的形成问题。本文希望将这一脉络中展现出的那种对于帝国秩序普遍性的信心重新历史化,并将帝国史作为一种从帝国扩张历史中发展起来的认识论来理解。

   实际上,19世纪末兴起的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兴趣,与19世纪上半叶的世界秩序变迁密不可分。19世纪上半叶,英国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虽然,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上欧洲列强以权力平衡为原则达成了暂时的和平,但是,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列强之间的斗争从未休止。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这种对海外贸易权利的斗争开始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一方面,在原有重商主义的影响下,欧洲列强之间发生在海外领地上的斗争还延续着旧殖民时代那种以旧贵族为核心的欧洲主权者之间相互冲突与密谋的模式;②另一方面,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也开始通过游说以及走私贸易的手段,开始从各个方面尝试打破原有的贸易垄断局面。也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自由贸易”(free trade)逐渐成为这个新兴阶级最有力的政治话语。一个全新的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帝国开始逐渐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其基本的治理形态。

   这一从欧洲开始的世界性变迁也使得那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获得普遍性。一种差序的,以社会进化论为底色的世界与人类历史发展观,随着“帝国兴起”这一政治过程而蔓延到全世界。作为一种认识论,其普遍性不仅仅体现在它对同时代世界秩序及其原理的宏大解释欲望上,更体现在它整理、裁剪、编织乃至神化过往事件历史主义冲动之中,以及基于这种历史主义而倒推出的“帝国理性”及其对预测人类社会整体未来发展能力的非凡信心之中。如何在帝国崛起的动态进程中理解帝国秩序观的形成,这是本文处理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文将从“帝国史”发展的学术脉络中透视这一“帝国世界观”的构成问题。“帝国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不仅仅作为学科门类出现,我们会发现,它的诞生与变迁更与一个帝国崛起过程中政治、经济与文化精英们有意或无意地协同与联动密切相连。我们也会看到,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中,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科学主义等一系列看似静态甚至互相矛盾的思潮与理念之间不断纠缠与共谋,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对自我与他者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整理与规训。此外,我们还会注意到,在这个历史动态中,“殖民/殖民主义”“帝国/帝国主义”“自由贸易/自由主义”等诸多在特定地理与政治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政治手段与抽象观念,开始从(西欧)地方性知识逐渐获得其“普遍”性。③这种从帝国中心出发对普遍秩序与人类历史和未来的整体描述不但反映了帝国主义者们对世界的认识方法,更体现了帝国的精英们对改造世界所怀有的强大并且傲慢的欲望。

   当然,本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对帝国史学史的学术梳理,而是希望通过这一历史讨论,重新理解帝国世界观的构成及其对世界秩序的改造,并进一步追问这一帝国的世界观是否真正具有解释世界现代历史进程的能力?是否真正如它所笃信的那样,将人类社会带进了“文明”与“进步”的坦途?本文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如果不另加说明,本文中的帝国世界观都是指19世纪以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中心主义的帝国世界观,以及在这种观念下形成的英国在“长19世纪”,美国在“短20世纪”中的全球霸权秩序逻辑。本文尝试将帝国的中心与边缘、霸权与反抗放在一个更大的全球范围内作为一个互相缠结(entangled)的动态过程去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本文的工作还是延续了一个后殖民历史学家“地方化欧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的命题,通过对帝国史内部“世界”叙述的细读与历史化,尝试还原这种“普世”叙述背后的欧洲“地方性”色彩。

  

   二、赫尔曼·梅里维尔:作为经济发展观的殖民主义

  

   “我并不打算用那些繁琐的西班牙美洲帝国的军事与政治历史来占用诸位的时间。”1839年,赫尔曼·梅里维尔用这段话开启了他那长达三年的关于英国殖民地的系列讲座。④这一系列讲座是他在就任牛津大学庄蒙德政治经济学教授(Drummond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之后留下的最具分量的学术遗产。1841年课程结束后,所有讲稿被结集出版。这本题为《殖民与殖民地》(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的著作为他之后于1847年进入政府任职奠定了坚实基础。1859年,在殖民地事务次长的职位上任职12年之后,梅里维尔被授予巴斯三等勋章(CB),并出任印度殖民事务部次长。

   梅里维尔认为,“贸易”才是理解殖民与殖民秩序的核心。支撑这一核心的基础则是斯宾塞式的社会进化论观点。这一观点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将物质发展等同于道德正义的基本态度。在基本承认了西班牙美洲殖民者的“恶习”(vice)之后,梅里维尔话锋一转,指出西班牙殖民者们的冒险与奉献精神为后来的“和平殖民者”(peaceful colonists)们铺平了道路。⑤毋庸置疑,这些“和平殖民者”主要指的是后来的英国白人。贯穿梅里维尔演讲的是一个商业带来繁荣与进步的历史主题。在他看来,由欧洲强国(power)持有(possess)的殖民地之所以能够由此发展,全在于几个重要原因。首当其冲的便是“开放的商业”,富饶的自然资源,以及英国殖民者“带来”的废除奴隶制度。⑥梅里维尔采用了一个亚当·斯密式的分析框架,将土地、资本与劳动力三者作为理解美洲殖民地种植园经济发展的核心。在这三者之中,劳动力起到了调动土地与资本活力的核心作用。⑦鉴于奴隶制度对资本主义以及英帝国发展的意义无可否认,梅里维尔也不得不将奴隶称为“令人憎恶的资源”(odious resource)。⑧在这一层面上,梅里维尔与著名的殖民者吉本·韦克菲尔德(Gibbon Wakefield)并无差别。即便是韦克菲尔德也承认,在殖民地使用奴隶“并不道德”,但这跟“恶行与道义无关”,而纯粹是一个“经济条件”(economical circumstance)的问题,是一个关于“生产”的问题。⑨

   关于英帝国废除奴隶制度原因的讨论,始终是帝国史研究者争论的核心。20世纪上半叶占据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三个重要帝国史讲席的教授们始终坚持这是一个英国现代人道主义(modern humanitarianism)兴起的结果。来自加勒比地区的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在1944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中提出,英属西印度群岛之所以放弃奴隶贸易并最终废除奴隶制度,主要还是拿破仑战争之后该地区经济迅速下滑的结果。⑩一些当代的英帝国史研究者更提出,西印度群岛(特别是牙买加与古巴)制糖业的主导地位逐渐遭到帝国其他角落崛起的生产商挑战。11这种“奴隶-糖业复合体”(slave-sugar complex)对英帝国在18世纪的崛起以及19世纪初的变迁产生巨大影响,并在经济意义上将欧洲旧大陆与新大陆联系在一起。通过大量吸取帝国边缘的养分,即西印度群岛的土地和非洲的劳动力,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工业革命与经济飞速发展才得以成为可能。12

   我们不难发现,梅里维尔对两种殖民经济的区分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最后一章《现代殖民理论》的讨论中对“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的区分异曲同工。马克思将前者称为“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后者则是“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过,马克思明确提出,后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13在殖民地与被殖民地这组关系中,马克思看到了废奴背后的真正目的,即欧洲资本家试图通过向殖民地输出殖民母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来实现原始积累。14然而,对于帝国主义者梅里维尔来说,殖民地经济朝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是繁荣与富强的根基。他更关心北美独立之后,在英殖民帝国内部所发生的快速繁荣与社会转变。这种繁荣不仅仅对殖民地的发展有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随着“殖民”而带来的跨大洋的全球性贸易流动与经济繁荣,更为殖民母国带来了财富与工业的发展。这便是梅里维尔梳理殖民历史发展重要意义的核心所在。15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奴隶制度也成为梅里维尔用来佐证英帝国殖民主义“道义”基础的重要证据。正像维多利亚时期的许多扩张主义者们一样,梅里维尔所理解的“扩张”(expansion)本质上就是一种经济发展进程,是工业革命、原始资本积累以及国际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16

  

   三、约翰·希里:“帝国史”的辉格起源

  

   1905年,牛津大学设立贝特殖民史讲席(Beit Chair of Colonial History),标志着帝国史(imperial history)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门类开始正式出现。这之后,1919年,剑桥大学维尔·哈莫史华慈帝国与海洋史讲席教授(Vere Harmsworth Professorship of Imperial and Naval History)以及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罗德帝国史讲席教授(Rhodes Professorship of Imperial History)也相继成立。这三个讲席共同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之前英国帝国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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