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作为文化的反犹主义与纳粹大屠杀

admin 鸿海娱乐 2019-09-03 21:33:18 4025

  

   戈德哈根的文化解释有三个层次:

   首先,灭绝种族的意识形态是德国对犹太人的认识模式。

   其次,排犹主义是纳粹持之以恒的目标,并得到德国人的认同。

   最后,也就是本书的核心观点,大屠杀的行刑者是自愿的凶手,他们都是普通的德国人,不是受过意识形态灌输、受着组织约束的纳粹恶魔。毒气室和焚尸炉,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和艾希曼固是杀人魔王,但还有更多的机构和人员参与了大屠杀,这些人加上军队的共谋者,计有几百万之众。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纳粹建立的一万多个集中营中,大量普通德国人为集中营体系提供了人力资源,他们同纳粹党、党卫军等纳粹机构并无特殊的联系。他们同党卫军和纳粹党中的其他普通德国人一起,折磨着、屠杀着集中营的犯人。

   从其人员构成上说,他们来自德国社会的各个等级、各种行业。他们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也不是职业军人,更不是杀人狂,而只是“普通德国人”,因此他们广泛地代表了德国社会。

   从其行为方式上看,他们决不是被迫完成任务的违心的杀人者。根据有关证词,希姆莱曾下令,警察和安全部队的成员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1942年6月,101营被第三次派往波兰实施大屠杀,当他们明白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时,没有人表示出不理解和惊讶,没有人想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

   从其屠杀对象来说,他们的行为有选择性,即优先杀害犹太人。戈德哈根发现,德国人热衷于消灭犹太人,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宁可推迟对付给他们造成真正威胁的游击队,也要先去捕杀犹太人。

   从其行刑环境来说,他们是在德国社会/文化空间中行刑的。行刑的地点虽然不在德国,但纳粹在波兰精心塑造的文化生活成为刑警营生存的天地,刑警营的官兵们在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以后,又回到比较正常的德国文化生活中。他们的文化生活包括:警察俱乐部、娱乐中心、酒吧、运动场、剧院、影院、教堂、谈情说爱的地方、讨论伦理道德之所。

   单世联: 戈德哈根鲜明地提出了大屠杀的独特性问题,对理解大屠杀有两个重要意义。其一,大屠杀的刽子手,事后几乎都一再强调他们只是奉命行事,种种犯罪行为是由完全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更高”力量所左右。他们喜欢说“我只是做我的工作”、“我是在执行指示”、“我不能违背命令,否则就会被杀死”等。其二,在当代思想界,盛行一种把大屠杀普遍化的倾向,一是把大屠杀与现代性联系起来的后现代主张,另一种是把大屠杀解释为西方文明的一种后果。两种普遍论,客观上淡化了大屠杀作为一个“德国事件”的特殊性,无法形成对大屠杀的完整解释。戈德哈根强调反犹传统与大屠杀的关系,对矫正普遍论极有意义。

   文化是重要的,对以“文化民族”自居的德国人来说,尤其如此。然而,文化解释并不全面。

   第一,它需要进一步语境化。不能用普遍性的东西来解释独特性的东西,反犹主义数千年來一直是个很普通的现象,但是纳粹式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而且在遍及全欧的反犹主义与纳粹基于种族主义的灭绝性大屠杀之间,还有不小的距离。直到纳粹上台之前,恐犹症无论是在普鲁士德国还是魏玛德国都不是文化主流,法国、奥地利的反犹主义都比德国更为普遍、更为强烈;且德国的反犹主义也有差别,其对犹太人的反对程度也须仔细区分。除了纳粹,魏玛时期,没有哪一个以反犹主义作为其政纲的政党获得具有决定意义的选票,而纳粹在1930年代以前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种族主义党派,直到1928年,纳粹党在德国大选中也只得到3%的选票,因此反犹主义对其纳粹的上台是否起过决定性作用,是需要讨论的;而且即使把票投给纳粹,也不一定就是支持其反犹主义。在纳粹与德国之间,反犹主义并不是唯一的连接物。在大屠杀发生以前,犹太人普遍认为德国是宗教和民族平等的天堂。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并不根深柢固;尽管欧洲其他国家都爆发过仇视犹太人的公众暴乱,但德国却沒有出现这种现象。一战期间,俄国沙皇下令驱逐50万犹太人,他不相信犹太人对俄国的忠诚。而占领白俄罗斯的德军却缓和得多,他们废除了反犹太人的法令,对犹太人表示友好。

   单世联: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还需要研究纳粹反犹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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