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林:“最后一口烧饼”——对“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中国吃饱问题”的探讨

admin 天逸娱乐 2019-09-03 21:33:14 1174

  

  

  曾在《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看到这样一段文字描述30年前开始的改革:

  30年前的月亮,照着一个国运彷徨、民生凋敝的中国。一个大钟停摆了,利益的闹钟响起来。铃声急促而动听,饥肠辘辘的人民突然都红光满面……

  可以说让中国人从“饥肠辘辘”到“红光满面”,一直是中国人希冀的事。编辑用“闹钟响起”做比喻表达了两个意思,一个是“没花多长时间”;一个是“改革开放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类似的文字还有很多,比如“1978年,中国首先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农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十几亿中国人从此摆脱了饥饿,摆脱了物质匮乏的阴影”,“带领农民摆脱饥饿的小农经济模式”等,都明确指出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联产承包体制让中国人摆脱了饥饿。十七大报告也有类似意思的文字:我国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温饱不足”。

  上点年纪的人都有体会,中国人确实是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联产承包制实施以后几年中找到“吃饱了”的感觉。我们很早就听过这样一段故事:

  一直吃“反销粮”的小岗村农民为了填饱肚子,冒着坐牢的危险实行了大包干。第一年粮食总产就从以前的3万多斤增长到13万斤,第二年达到14万斤,而19年后甚至达到76万斤。产量1年翻两番,19年年均增长18%!一般的解释是:“联产承包制调整了农村生产关系,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解放了在旧的农村经济体制束缚下的生产力。”也就是中国农民在“大呼隆”的集体经济条件下不愿意干活,没积极性创造性。只要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就有了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就解决了吃饱问题。

  肚子是不会骗人的——我们确实感觉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吃饱的。故事也是真实的——小岗村确实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实现了连续翻番。结论似乎也无可挑剔——只要发挥了人的积极性就能创造奇迹。“联产承包责任制焕发了农民种田积极性,因此中国解决了吃饭问题”的推论顺理成章地就得出了。

  这里有个疑问: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小农经济,积极性一直就不低,但始终没解决吃饭问题。1949年到1956年中国也是小农经济,照样没解决吃饱问题。同样的小农经济凭什么到了80年代就能创造出奇迹来?

  还有一个让人很难解释的事实: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释放的能量只有精神。实际上,承包到户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对提高农业生产组织性上,都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反而有破坏作用。这可以从80年代中期我国水浇地面积、机耕面积等农业生产条件的降低可以看出来。物质条件下降,精神力量增长,粮食照样会哗哗地增长。相信这个推论,就等于必须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道理。引申一步,无非是在说明“一心为公”的精神原子弹远不如“一心为己”的精神原子弹的力量大而已。

  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表1数字可以看到,解放初期中国人离“感觉吃饱”的2900大卡还有34%的差距。解放后中国人均可摄入热量明显提高,但一直到1970年的20年间,始终徘徊在2200大卡这个最低指标上下。1970年人均日摄入2253大卡,相当于“感觉吃饱”指标的78%。但是此后有一个明显上升趋势,1975年为指标的85%,1980年为指标的91%,到集体经济依然为主体的1981年,已经达到94%。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完成那年就几乎解决了吃饱问题(达到99%)。

  也就是说,中国解放后虽然人均摄入热量很快提高了20%,但距离吃饱还有20%的差距。但是197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中国出现一个持续十几年的人均热量摄入逐年攀升的阶段?这次增长到1981年已经接近尾声,而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恰好对这次变化做出总结。

  形象点说,假如中国人要吃够5个烧饼才能感觉饱,那么解放前只能吃到3个烧饼,解放后20年中都吃到4个烧饼,1970年后逐渐加,到改革前两年吃到4个半烧饼,改革完成前一年已经吃到4.7个烧饼,改革完成那年无非是把最后一块烧饼塞到了嘴里(不足三分之一个烧饼)。稍微有点理性的人都不会说:“就是最后这块烧饼解决了中国人吃饱问题。”

  《南方周末》用“饥肠辘辘的人民突然都红光满面”,让人回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信仰中。让“利益的闹钟响起来”就能有无限的创造力的说法,虽然确实为今天强劲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世风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但在粮食为什么增产,中国人为什么能吃饱的问题上并没有说服力。

  

  粮食增产靠什么

  

  粮食增产靠什么?粮食增产靠的是“八字宪法”提到的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利用)、肥(增加肥料、合理施肥)、水(发展水利、合理用水)、种(培育、繁殖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加强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这里排在前面的土、肥、水、种、密、保、工是物质条件,是硬条件,只有“管”一条是软条件,被排在后面。农业“八字宪法”是在“大跃进”高潮期间提出的,是《人民日报》登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后3个半月后提出的。显然,即使在把精神力量鼓噪得最疯狂的时候,物质因素、技术因素依然被政府作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部分。种过田的都知道,“八字宪法”不见得十全十美,但确实是概括了农业活动的基本道理。其中土、肥、水、种最为重要。要分析中国解放后为什么粮食会持续高速增长,就必须找到这个时期中国政府是如何改善土、肥、水、种这些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

  

  土

  种地需要耕地,解放后国家先后组织专业部队和知识青年对东北和西北进行了大面积垦荒。到改革前,仅这两个地区新增耕地就达到500~600万公顷,全国总计增加耕地近一亿亩,耕地面积增加6%左右。同时,国家通过灌淤方式对黄淮海、宁夏等地区的上亿亩耕地进行了土壤改良,使长期低产田变为中产甚至高产田。推广间作和套作来增加复种指数等于增加了耕地面积。1952年我国农业复种指数为131%,1957年就提高到141%,1978年继续提高到151%,等于增加耕地面积15%(2000年我国复种指数也不过158%,仅仅提高4%)。也就是说,解放后至改革前,是我国耕地面积增加最快,土壤改良面积最大,复种指数提高最快的时期。几项加起来,等于耕地面积增加30%左右。这成为粮食总产逐年提高的重要保证,也成为改革后在大量农业用地被快速占用情况下,保障我国农业产量持续增加的基础。

  

  肥、水、工

  肥和水是粮食生产最重要的保证,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以下是解放以来到改革前期我国灌溉面积、化肥用量、机耕面积和小水电发展变化情况(见表2)。

  灌溉面积、化肥用量、机耕面积和小水电发展变化情况从表2数据可以看到,我国农业用水利成就主要是改革前奠定的。灌溉面积比解放初期增长一倍多,而我们感觉吃饱时期灌溉面积实际是在下降(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恢复。1952年到1979年的27年我国灌溉面积增长125%,而此后到2006年的27年只增长了22%)。1978年我国水库库容从解放初期接近零增加到4000多亿立方米,此后虽有增加,但主要是水电用水库的增加。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没有水,土、肥、种等都不起作用。正是这个时期逐步奠定了水利基础,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

  在土和水的条件确定后,化肥使用量增加成为粮食产量增加的关键因素。农业专家推测每吨化肥科学施用可增产粮食8.84吨,以此来计算,1981年比1965年化肥使用量增加数乘以8.84,基本上等于粮食产量增加数的77%。用1985年比1980年化肥使用量增加数与粮食增长数比较,是76%。“文革”开始后,我国大力发展小化肥产业。到“文革”后期,几乎各县都建立了小化肥厂,10年间增长70%。一直到几座大化肥投产后的1978年,小化肥还能占到全部化肥产量的40%。尼克松访华后第二年,我国就进口化肥成套设备8套,1978年中美建交后接着引进13套大型化肥设备。这些设备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先后投产,这是我国粮食产量在这个时期快速增长的关键。生产化肥需要煤炭,而我国煤炭产业也基本上是这个时期奠定的。1980年我国煤炭产量从1952年的0.66亿吨增加到6.2亿吨,此后直到2000年也还是7~10亿吨徘徊。

  1980年以后我国化肥使用量大幅度上升,但化肥产量增长幅度不大,主要是进口化肥比例提高。1980年我国化肥产量占使用量的97%,1985年为74%,1995年下降到71%。目前进口化肥已经占主要地位,最近的农资涨价主因来自外国化肥涨价即可以说明。

  

  种

  良种的研制和推广是在土、水、肥条件确定后对粮食产量,尤其是单产影响最大的因素。良种应用需要两个环节,一个是研究,一个是推广。细心点就会发现,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小麦、水稻、玉米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下完成的。小麦、水稻推广是在1986年前没有把农村三站(农技站、水管站、农机站/农技站、种子站、畜牧兽医站)改革为事业单位前的时期完成的,只有玉米主要是用市场经济体制推广的。

  我国小麦良种的研究早在“文革”前就已经有很大成就,河南偃师几个高产小麦系列在上世纪60年代就进行了研究和推广。“文革”期间李振声的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研究,也培育出高产小麦。小麦良种推广主要是在计划体制下的种子站完成的,推广速度很快。我国小麦单产从1952年到1970年年均增长7.1%, 1970~1976年年均增长7.6%,1976~1984年年均增长6.7%。这是我国单产快速提高的主要时期(此后到2005年我国小麦单产年均增长只有0.5%)。

  杂交水稻是“文革”后期培育成功的,主要是在农村三站“大锅饭”时期推广的。我国水稻单产增长最快时期是1976年到1984年,年均增长5.6%,此后到2005年只有年均0.7%的增长。

  我国良种玉米培育较晚,良种培育成熟是“改革”以后。1979年,山东李登海成功研制出紧凑型玉米“掖单2号”,亩产高达776.6公斤,创造了我国夏玉米单产最高纪录,很快又破了世界纪录。但是他的良种玉米推广非常慢,最有成就的时期还是在农村三站改制前。李登海先生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成立种子公司,而直到2005年,我国玉米单产年增长率只达到1.3%(这个时期还是他的良种成熟期)。而我国玉米单产在1976年到1984年年均增长达到6%。

  还有一个很重要数据说明市场体制并不见得比计划体制在良种方面有更高效率。2000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单产比世界平均水平分别高出65%,24%、15%。曾获得单产冠军的玉米排行最后是很耐人寻味的。

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