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跃进:如何扩大舆论监督的空间

admin 第一娱乐 2019-09-02 22:59:41 1875

  

  中国的新闻改革可谓曲折坎坷,一回首,已风雨20年。尽管离改革的目标仍相距颇远,但亦已取得的成就还是众目共睹的。就电视媒体而言,最令人注目的是,一批官民喜爱、收视率高的名牌节目脱颖而出。其中,《焦点访谈》(简称《焦点》)又以其独特的风格卓然而立。

  每晚七点三十八分,三亿多双眼睛聚焦于中央一台。通过对新闻“热点”的报道和评析,《焦点》节目本身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焦点”--一个引人注目且值得研究的社会-政治现象。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能够使镜头聚焦的力量有哪些?它能否持续下去?又将如何发展?《焦点》成功经验的奥秘是什么?是否具有扩张效应?对中国的新闻改革具有哪些启示?怎样才能促进舆论监督的力度以及扩展舆论监督的空间?这些既是新闻改革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值得探索的理论问题。笔者尝试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一点学理分析。文章的第一部分描述中国舆论监督的制度背景,说明《焦点》实践的总体性约束框架;第二部分解析发展舆论监督和推进新闻改革可资利用的诸种资源;在此基础上,最后部分提出了若干操作性建议,并强调在新闻改革的一般趋向中去把握这些策略。

  

  一、舆论监督的制度背景

  

  1.舆论监督的结构性制约

  

  (1)内部性与单向性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目前舆论监督所面临的瓶颈问题,则可以表述为宏观层面的结构性限制。

  众所周知,中国政治结构的一个基本特点是高度一体化(“一元化领导”是此一结构的经典表述)。在这种体制中,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与工具。这一结构定位赋予舆论监督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舆论监督的内部性,二是单向性。

  “单向性”是指上级政府利用媒体来监督下级政府和管理社会,反向的过程并不存在。尽管从逻辑上说,舆论监督至少存在三种可能的状态,一是自上而下的监督,一是平级的横向监督,三是自下而上的监督。但由于政府行政系统是一种按照等级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垂直命令型组织,因此从结构上彻底排除了“对上监督”的可能性,并大大降低了横向监督的生存几率。从实际情况看,同级党报不能批评党委;中央媒体不能公开批评中央政府和最高领导人(除非已经下台或将要下台)。因此,“打苍蝇不打老虎”或打“死老虎”成为一种常态。

  舆论监督的内部性与单向性之间事实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单向性可以说是内部性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

  

  (2)带“镣铐”的舞蹈

  

  中国政治体制的结构塑造了媒体的工具品格,规定了它的基本功能。媒体只有在体制的框架内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扮演好自己的服务角色。《焦点》也不例外,它是在政府划定的围子内跳舞,而不可能超越有关领导的既定意志。从目前的情形来看,除了电视制作方面的一些特定规则之外,《焦点》基本上是在传统的框架内运作,几乎重要的游戏规则,都来源于中国媒体的大传统。

  当然,必须看到,这一新公共空间是政府意图和媒体运作相结合的产物。尽管它具有程度很高的可欲性,却缺乏任何法律规则的保障。这是一个不断变化、需要经常调整才能得以维持的空间,其中政府利益的保障程度最强,因为它拥有选题控制权、审片权和最终播出权;媒体利益在根本上是与政府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必须将政府的意志作为自身的行动原则(当然,它也可能在特定的条件下表现出某种“异常”行为,但对于媒体主流而言,这些“异常”行为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并不影响河流的方向);相比而言,民意的保障程度具有不确定的。在缺乏民间渠道竞争的条件下,民意只有通过官方媒体来加以表达和反映。而如何表达、表达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表达等都取决于政府的意志和“大局的需要”。就此而言,在中国政治体制的条件下,媒体的成功与否--它能否开拓出三意(官意、媒意和民意)合一的公共空间,以及能够开拓出多大的公共空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宏观政策和领导人的开明程度等“人治”因素。

  

  2.《焦点》的“能”与“不能”

  

  与前苏联不同,中国的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在宏观结构的转型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积极从事微观的边际调整。在既有体制的框架内寻找旧体制的突破点和新制度的生长点,通过日积月累、聚小成大的方式,为宏观的结构转型创造条件,提供契机,最终达成体制转型的目的。二十年改革的实践已经提供了众多成功的案例。但另一方面,渐进性改革的方式会遇到其特有的问题。一般而言,改革总是从相对容易下手的地方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所遇到的难度将不断加大,积累起来的问题日益棘手,利益冲突的程度会逐步上升,引入可操作的中介制度的选择空间也将面临以前不曾遇到的诸种问题。与其他领域的改革同样,新闻改革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艰难地探索,不断地寻求过程中的动态平衡。《焦点》也不例外,今天的辉煌同时意味着明日更大的挑战。

  朱镕基总理在视察《焦点》节目组的时候,不但肯定了《焦点》在舆论监督方面作出的成绩,并表示欢迎对他本人进行监督,显示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自信和宽容大度。李鹏委员长(时任总理)在97年12月接受《中国新闻》英文月刊记者采访时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证人民更加充分地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的监督,让他们更多地通过新闻舆论对政府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对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揭露。怎样才能将中央领导同志的人格魅力和改革意向转化成为制度性实践,并发展出一套实际可行的操作技术?在这方面,《焦点》能走多远?

  在渐进改革的条件下,《焦点》确实有许多“不能”之处。它可能既无法改变内部监督的性质,也无力超越“对下不对上”的局限,也可能无法保证在发生“制度性偏差”时能力挽狂澜,此乃媒体的喉舌地位和工具性质使然。因此,如果将舆论监督的目标界定在“独立”(外部监督)与“不封顶”(自下而上的监督)的话,那么,《焦点》很可能交不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事实上,因《焦点》目前的成功而对其寄予过多的期望也许是不明智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焦点》所做的探索没有任何重要意义?是否意味着它今后的发展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是否意味着它无法发展出某种程度的自主性?是否意味着在突破传统的行政约束,走向新闻法治的道路中它不能提供什么有益的经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似乎应当谨慎一些。中国的改革虽然是渐进的,但细考之下,便可在不同的领域中发现局部性的“突破”。若从理论或逻辑上推论的话,这些“突破”如果不是无法想象的,至少也常常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是如此,农村的“海选”是如此,正在呼吁和尝试的法官独立办案制也是如此……。中国新闻改革的未来将是什么?与其现在给出一个封闭的答案,不如将其视为一个开放性的实践过程,用时髦的术语表达,就是让历史来回答这一问题。

  就现实层面来说,即使在上述局限的范围内,《焦点》可以做的事情依然很多。

  --虽然在可见的将来不能改变内部监督的性质,但是却可能使这种监督日益公开化和制度化,在接受政府调控的同时,也接受民意的检验(就其实际发挥的作用而言,很可能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取得与外部监督相同的效果)。

  --虽然不能彻底解决舆论监督“不封顶”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加强,舆论监督的范围和层次是可以逐步扩大/上升的。不要小看这种程度方面的变化,在实践的积累中,它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目前谁也无法断定舆论监督的上限在哪里,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肯定不是现在已经达致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探索新的途径,努力提升舆论监督的层次。

  --虽然不能完全解决制度性偏向的问题,但是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强化反映民意的功能,来为中央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服务。中国媒体的一个传统弊端是“下行”功能有余,而“上达”功能不足。新闻改革目标之一便是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这方面,随着党和政府治理方式的逐步变化,媒体的活动天地是相当大的。

  简言之,应以辩证和建设性的态度来对待《焦点》的“能”与“不能”。在此基础上,谱写三部曲:首先是扬其长,避其短;其次是取其长,补其短,最后是以其长克其短。在这一进程中,确实会遇到边界。但这里要强调的是,并不存在一条固定的、僵硬的、静静等待人们去冲刺的标绳。这一边界将形成于各种不同力量的互动之中,并随着宏观形势的变化而不断重构。最关键的是,我们如何行动的事实是形成这一边界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扩大舆论监督可资利用的资源

  

  中国改革开放的务实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实践标准,使官意-民意-媒意三者重合的概率日益加大,这为开拓舆论监督空间提供了丰沛的资源。就《焦点》节目的成功经验来看,以下几个方面尤其重要。

  

  1.党和政府的支持

  

  官方对舆论监督的鼓励和支持是媒体舆论监督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最大的动力。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以及目前我国政治结构中存在的诸种弊端,决定了党和政府将继续支持和容许舆论监督的发展。具体到操作层面,有两个值得重视的有利要素:一是在舆论监督实践中形成的获利结构;一是党和政府对舆论监督的承受能力。

  

  (1)获利结构

  

  《焦点》成功的一个奥秘在于,在遵循媒体自身规律的前提下,将“官意”与“民意”的结合视为自己的“利益”(用行内人士的话来说,党和人民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电视台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并且在实践中发展出了一套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操作性技术,使舆论监督成为一场三者皆大欢喜的互利性博弈。中央政府、普通百姓和媒体在这场博弈中都得到了各自想要得到的东西。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它也许是第一赢家,其收益表上至少可以列举出以下几项:

  

  甲、解决了宣传工作中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

  

  以往的媒体基本上是照本宣科地充当录音机和传声筒,干巴巴的说教与刻板风格使其远离观(听)众,难以取得预期的宣传效果。《焦点》的实践开拓了一个新局面:选题紧扣现实(尤其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抨击),摄像机真实地记录了人们的生活,话题讨论采取平易和平等的方式(如邀请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甚至当事人,围绕具体的案例一起交流沟通)……。这些对已厌倦于主题先行、板脸说教的受众来说,确实有耳目一新之感。这是《焦点》走红的关键所在,作为一个副产品,高收视率也成为宣传效果的一个硬指标。

  

  乙、政策过程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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